中美修昔底德陷阱是历史的必然吗？

近年来“ 修昔底德陷阱 ”这个概念被各界广泛使用，并被一些评论家套用到中美关系的讨论之中，但是这种用法并没有严谨细致的学术考证为基础。

从理论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是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即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

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发现，而是现代西方的部分学者假借修昔底德的名义立足于欧洲近现代史提出的国际关系命题。这个命题其实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隐含了霸权主义的色彩。

“中美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换个提法其实就是“国强必霸必战”，即一国强大必然称霸并与守成霸权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但这并不符合修昔底德的原意。首先修昔底德并没有使用一个明确的“陷阱”概念，其次即使我们允许从他的思想中提炼出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以警示后人，那么“修昔底德陷阱”更多的是警告雅典式民主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扩张及覆灭。

“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崛起的大国所特殊遭遇的战略挑战。从一个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理论含义来说，“修昔底德陷阱”普遍存在于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再分配所引发的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国际关系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力对比变化是发生在国际体系的“主导性国家”和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

这一变化，不仅可能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再分配——主导性国家地位的易位，更可能因为国际系统中体系性权力再分配而引发国际秩序的变化。国际秩序常常是国际体系中特定力量对比的结果，也是特定的以“主导性国家”为标志的权力再分配的结果。

从以往的历史看，国际体系的变革常常引发大国战争。其根源就是因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担心因为崛起国家的挑战而失去霸主地位，因而转向全面限制、制衡，甚至是“先发制人”地打击崛起中的大国；而崛起中的大国希望按照自身新的实力地位获得国际利益，常常不能忍受“主导性大国”的打压而变得“国强必霸”——急于挑战“主导性大国”。

这本身就是主导性国家发动战争打压崛起国家的借口而已。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统计，在 1495—1975 年间，欧洲共发生了 119 次大国战争，其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同时参加对立双方作战的战争有 64 次，占全部大国战争的 54%。

这些西方学者从历史考察中得出了“新兴崛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大国之间战略冲突不可避免”的结论。“国强必霸、必战”实际上是现代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并得到西方近现代史乃至世界近现代史的印证。

“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失去了修昔底德总结的特殊人文价值。这个命题不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处于雅典地位的、处于上升状态的那些“弱势”国家来叙述的，而是处于斯巴达地位的、处于领导地位的那些“强势”国家来阐述。

而“修昔底德陷阱”命题实际上将伯战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处于弱势的雅典身上。偷换了概念，为主导大国发动对崛起国家的战争以巩固自己霸权地位的一种开脱和借口。